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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央卓玛: 降调的力量

归档日期:06-12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降央卓玛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听降央卓玛的歌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听她,而周围的人听她,也是因为自己周围的人在听,好像没有人特别清楚她唱的歌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开始流传的,只像清溪的水缓缓流淌,歌声流过的地方蓬勃长出了她的歌迷。

  然后,一听就听了好几年。出去旅行,在北方荒凉漫长的沙漠公路上,在南方润湿滴翠的竹海青山间,长途司机车载的MP3或是忽然而来的手机铃声,常会遇到她的歌声。

  真的是很炫美的声音,听起来却又是静的。中学时有课文《明湖居听书》,讲王小玉的声音于那极高的地方,尚能回环转折。而听降央卓玛,她的声音却是能在极低处还能回旋出层次的。

  蒙古族的歌自有一种孤独忧伤,却又很辽远开阔,像《牧人》《鸿雁》,是那样“放过羊群,也放过了马群,放过了风沙,也放过了风暴”的草原人的歌。降央唱起来虽宽厚却柔媚,像个很美丽的小姑娘在毡房前向她极远极远的情郎召唤,那些思念和热情飞到目所不及的地方,听起来就不单是歌了。

  百度她,看见这些—“藏族歌手,被誉为天下最美的女中音、唱藏歌的德德玛。 1984年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一个普通牧民家庭。2005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。录制的第一张专辑在藏区就发行了73万。2009年4月,降央卓玛走进了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。2011年夏天,降央卓玛来到北京,开始在北京发展……”

  近两年,选秀节目遍布荧屏。看不少选秀的歌者,把飙高音作为自己博彩的手段,唱得青筋暴起,鼻孔贲张,面孔扭曲,潜台词写满:看我看我看我!许多浓烈,化不开,真心听着累。反观降央的歌唱,从容自然,就是节奏感强烈的歌,也不见她夸张,她只是“寻常”,寻常得动人。

  不知道什么时候刮起的大风,又干又冷,让人畏惧出门。入夜,在央视新址的北门外,等着到这里录跨年音乐晚会的降央卓玛,一会儿就冻透了。

  北门通往主楼的路是狭长的空地,风尤其硬。从温暖的车里出来的降央一时不大适应,裹紧单薄的外衣,弓身扎头向前疾走。看着快到楼前,忽然唱一句:北风那个吹,雪花那个飘,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……歌声打在风头上扯散了。

  她的老家四川甘孜德格县,海拔高、气温低、气压低、含氧量低。德格县境内,横亘于川、藏之间的雀儿山,是个离天近、离人远的地方,藏语“措拉”,意为鹰飞不过。“从成都到康定要一天,从康定到炉霍一天,从炉霍到德格又要一天,所以要三天才能从成都回到家。但在路上看见熟悉的风景,看见雪山、野花,歌就来了。”她说着,家乡的歌就飞出来,虽然听不懂藏语,但自由和欢畅不需要语言也能感受。

  鹰都飞不过,当然不是人类的宜居地。但也许因为这样,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儿的人特别喜欢歌唱,在歌中在舞中找到生活中的快乐源泉。

  自然条件艰苦,经济落后,家里孩子又多(降央有三个哥哥两个弟弟),说她童年记忆里家徒四壁一点都不过分。因为穷,三个哥哥都没有上学,学习成绩不错的降央也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。“上学的时候就吃糌粑嘛,米饭从来没吃过,见都没见过,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。”

  辍了学,十六七岁就去打工。挖过虫草,卖过苹果,做过环卫工人。“我那时候去另外一个县做了三个月环卫工,海拔高,太阳很厉害,脸晒得红红黑黑的,都脱皮了,回来的时候自己手上拿了1400多块钱的工资。后来,我们家乡修水电站,要有人去搬那个水泥袋,一天23块钱,我们那儿好多男孩女孩都去背水泥。”

  她说着跳下椅子,背一弓,演示起扛水泥的动作,拍拍肩头:“这搭块布,然后上面就扔下来,咣、咣,两袋子水泥,背上就走!”

  当演员前最后一份工作是餐厅的洗碗工、服务员,每天削两麻袋土豆刷无数只碗盘。“那时候要是不打碎碗呀盘子的,每月能拿到600元。但打烂一个就扣20,这个数字记得太清楚,就那么点钱,所以每次特别特别小心。可是我吧马大哈,经常就打烂杯子碗,最惨的时候工资都不够扣……”

  看着她,忽然恶趣味地想,这若是录《艺术人生》,如此心酸艰苦的少年成长经历,应该要音乐起,泪水下了,可她硬是讲得兴高采烈,“挺开心的,真的,那个时候,什么也不想。”

  再后来,是她在许多电视节目里讲到的故事:在雀儿山宾馆当服务员的她,因为一次县艺术团的演员生病了,老板把连她在内的几个服务员叫去唱歌。来考察的甘孜州文化局的领导发现她独特的嗓音,带她去参加甘孜藏族自治州歌舞团的考试。于是,从没有想过要唱歌的她拿着家里一年的积蓄走出大山,考了第三名,成了歌舞团的演员;后被送去四川音乐学院学习。还是因为她独特的声音,上学期间,甘孜歌舞团特别拨款十万元为她录制专辑。2005年,降央卓玛的第一张专辑《这山这水》就红遍藏区。

  “那时候我们团文化下乡,走到哪,一张嘴,这就是那个粗粗嗓子唱《慈母颂》的女孩。他们这样子说着,就哗地一下都围上来。哇!我才知道自己的歌传得那么远。”她的歌先于名字被人们传唱被人们喜爱。

  “每次上台大家给我那么多掌声,知道大家喜欢我的歌,就特别渴望天天上舞台演出,感觉特别过瘾。虽然每次下乡,经常大巴车都要坐一天,可是能上舞台唱歌,开心得不得了。”

  2010年,央视10套去四川为她录制人物节目。导演和她说,你这么好的嗓子、这么独特的声音,不能浪费掉,你要去北京发展。

  没想太多,她拖着箱子就来了北京,虽然一路走来,发展得很顺利,也在北京安了家,可她并不喜欢大都市的生活。“到了北京成了了。我觉得,这儿的许多人都没有情感,冻得冰一样的,朋友也是,其实不能算朋友,用到你的时候甜言蜜语说尽了;用不着,甩都不甩你。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,但我瞧不上他们这样的,真的。”

  虽然只要呆在北京的家里,她都会做藏餐,可无法代替回到家乡的感觉:“太忙了,很少能回德格,有时候接到老家人打来的电话就开心得不得了,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回到源头了,真的无比的开心,无比的自然,想说什么说什么,不用想着话要怎么说,什么动作不合适做!”

  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城、在这里找到归属感;可回到老家,那个乡好像也渐渐离她远了:“我现在回去,家乡的人对我都变得特别尊重,甚至我小时候的一些同学、小伙伴,听到我回去后,也不敢联系我,也不来家里找我了,很难受。我特别想大声告诉他们:我没有变!可是他们不会来找我,他们觉得我们的距离太远了……”一直说说笑笑的她,停下来,低着头红了眼圈。

  有了收入,降央在德格为家人盖了新房。回到德格,她会换上普通的藏服,里里外外地忙活家务。晚上她不在屋里睡,自己睡在走廊上,看高原的夜空静默地把人和自然连在一起,马打着响鼻,月亮依旧停在旷野上,又大又冷,照着走天涯的人,乡愁一样吵,让她整夜失眠。

  2014年末,多场跨年的音乐会在央视录制,一堆堆的俊男美女散落在那个巨大建筑的各个角落,恍然觉得这里像古罗马的角斗场,只是选手不再用武器角逐,而是美丽和才情;又像森林里那些有着俏羽的鸟类,绽开鲜艳彼此呼应或者对峙,脂粉气息里混着奇怪的燥热和紧张。

  因为多次来央视录制节目,降央轻车熟路摸到一个化妆间,看没锁门,推门进去开灯:“经常来,几乎每次都在这个化妆间,都快成专用的了。西哥,今天晚上咱们是在这间么?”

  她叫的西哥是她的经纪人泽旺扎西。扎西也是藏族人,已经花白的头发在脑顶高高地束成很酷的马尾,也学声乐的他看起来像个摇滚歌手。比起他,降央从穿着到状态都像“来打酱油的”。

  从在央视北门见面,她就和扎西讨论着档期安排,录节目、演出、演出、录节目,听着常常时间是叠合的,地点却相隔千里,取舍困难。

  “我不太喜欢这种生活,有时候特别烦。其实我吧,最合适的就是做个贤妻良母。我只要在(北京的)家里,一定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。今天我没事就把家里整个地搬了一遍,把梳妆台从外间挪到里面,把桌子什么的重新换个方向。然后给我老公做他喜欢吃的藏餐。他下班回家一看,哇,全变样了!”说起家,懒洋洋的她眼睛都亮了。“好不容易休息吧,躺不住,女人就应该这样,把家照顾得好好的……”

  想起《云南映象》中的《女儿国》,说给她,话音未落,她已经模仿着杨丽萍跳的那段舞蹈,唱起来:

  这样的歌让她想母亲,想母亲这样的女人:“我觉得妈妈是个特别棒特坚强的母亲,她把我们那么多子女培养长大。小的时候,妈妈常常天没亮就起来,因为我们孩子都小,放在家里不安全,她会把我们用车推到山脚下,自己去山上采草药,然后再推着我们到金沙江的边上,把草药卖掉,换一点钱,给我们吃的穿的…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特别想把快乐分享给她,可是她很早就去世了。”

  母亲没有看见她在舞台上唱歌,降央在四川音乐学院读书时,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,为了让她安心读书,家里对她隐瞒了实情。等她毕业回到家里,却再也看不见母亲。

  在她第一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叫《慈祥的母亲》,录这首歌时,她思念母亲,泪水难禁,三天才勉强录完。“慈祥的母亲,是美人中的美人,像那白度母一样心地善良。她背水走过的小路,柳树轻轻摇晃,她挤奶走出羊圈,格桑花围着她尽情开放。你给我用阳光织成的翅膀,无论我飞的再高再远,无论我走到天涯,身影总落在你的心上……”她轻声唱着,眼睛又泛出泪。

  2012年她在北京电视台录制一期节目,有机会让闫肃老师为她写首歌,主持人问她歌想要什么内容,她毫不犹豫地说想写给母亲。她希望唱歌给她听,无论自己已经走得多远,无论妈妈离开了多久,她觉得她唱的歌妈妈听得见。

  女人永远要学会安静地坐着,永远都不要说太多的话,去做你该做的事,要坚持住。这是我妈妈给我说的,我一直记着。”少说多做,想好了就要坚持下去,妈妈用最质朴的语言教给她适用一生的生活准则。

  我想,她歌唱的从容,或许正是来自她从藏民族和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宽厚的品性,如阳光照耀的大河,她那炽热奔涌的情感,那些看不见却感受得到的力量,只在河面下,只在歌的深处。

  开始化妆的降央刚刚打了一层粉底,就有工作人员来敲门,表示这个化妆间归另外一个节目录制组。降央和她争取了一下,对方很坚持。降央只好把摆开了一桌子的化妆品、挂在衣柜里的演出服又都重新收拾好。

  一会儿,嘴里叼了一根话梅棒棒糖的她拖着自己的行李箱出现在一楼,每个化妆间里都有人,她有点儿无奈地站在大厅里。也许因为瘦,1米76的她并不显得高大。她随意的穿着,在那些着演出盛装奇服的男女中家常得另类。

  “哎呦,降央!又见面了!”一个男人认出她,远远地迎上来,走到跟前,矮了她半个头。

  “哪儿素颜了?我不是刚打了粉底么!”她在嘴里倒腾那根棒棒糖,粗着嗓子回应他,大喇喇地,和那男人的撒娇相映成趣。

  降央的化妆师丁一跑来跑去地在一个大化妆间里帮她找到一个位置。他是一个天津小伙儿,也许和降央他们一起久了,比降央更像藏族人。“降央挺好相处,我们在一起合作5年了吧,她什么都直来直去的。别看我做这行,其实我也是学声乐的,说实话,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都惊呆了,太美太独特了。”

  “丁哥化妆挺好的,就是经常忘给我画眉毛,或者忘画嘴什么的。”降央的棒棒糖吮得剩了中间的话梅核儿,“我太喜欢吃这个了,每次都带好多。”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把糖,分给周围的人。

  “小时候比现在更丑一点点,那时候胖。现在也不瘦。”她大笑,撸起袖子:“看,古铜色的皮肤。”

  刚刚坐定,摆好东西画了几下,又有工作人员来找,问她能不能换个地方,说她坐的地方是给某人特意留的。“楼上楼下,换了三个地方了。”她说,语气平和,听不出不悦。

  “他马上就来么?要是还要一会儿来,我们就先在这,他来了我们就走,好不好。”她依然好脾气。

  “你觉得从天赋的声音到现在的演唱水平,专业的歌唱训练起了多大的作用?”看着一屋子连说话走路都带着规范的演员问她。

  “100分的线分?如果不去音乐学院上学,肯定我也出不来。那个时候小,没有做主的能力,总要跟着大家一起学呀,不然学业完不成,毕不了业。但要是现在你说让我去上专业课,给多少钱什么东西也不去,不习惯不喜欢。”

  考甘孜歌舞团时,降央的乐理成绩是零分。到了学校,她唱家乡的歌怎么唱怎么舒服,可老师教的美声,别扭得张不开口,上学时她常常逃课。“专业课,对着镜子唱歌,老师说不行,你这样子唱不对。我心里想怎么就不对了,下次课我就不来上。我现在有时候给他们唱那些学校教的美声(歌曲),他们一听就笑得不行,不适合我。其实,我觉得这些年在台上表演用得到的东西都是实践里,特别是录专辑的时候,在录音棚里学到的。第一次给我录专辑的那个老师,到现在我们关系都特别好,他给我讲怎么唱,细节怎么处理最好。”

  降央说自己个性里没有畏畏缩缩、虚虚假假的东西,不会顾忌太多,觉得应该学习的东西一定会虚心请教,而觉得保持自己的东西很重要时,就不会跟随大众的评价标准走。“我性格就是这样,说起来就是太任性了。”

  许多年的舞台实践积累,她越来越喜欢藏民族原生态、原汁原味的东西。不管走到哪里,走到多大的舞台,永远保持自己的风格,不迷失方向,这是她坚持的。

  嘈杂的化妆间,她的手机唱着,凑过去仔细看,手机里一满屏居然是何赛飞的越剧唱段。

  “告诉你吧,我不喜欢的人,一句话一个字都不会给他说。”她噘着嘴,果决得很。

  她说:“像《青藏高原》《天路》这样的歌,我准备降很多调来重新演绎它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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